彭春凌：另一侧的潜流：清末国学变迁与章太炎的明治汉学批判

作者简介

彭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摘要

20世纪初，海外特别是明治汉学的波澜与中国国学界的跃动，事件层层叠叠，表现出互相倚依、内外牵扯的二重奏样态。1911年《学林》所载章太炎《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猛烈抨击明治汉学，乃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文本。往往被忽视的另一侧，即中国国学界内部之演变，助推了章太炎的明治汉学批判。无论是抨击褒奖日本汉学的风气，还是质疑以新出土文物为重心的学术潮流，章太炎的相关言论，可溯自《国粹学报》。俞樾与岛田翰，才是他批判文章中未录其名，但内心实则紧张的人物。“依自不依他”，作为章太炎的伦理和学术立场，也反映了古物流失过程中，中国知识人通过坚信内心的实在圆满来应对外在事物变迁流转的共同心态。“故闻”与“古物”之学的纷争，蕴含了章太炎论衡“国故”与罗振玉“古器物之学”各自的关切。两人均视对方为争夺“国学”话语权的对手。《学林》与《国学丛刊》的创刊和隔空论争，意味着他们分别另起炉灶。从《国粹学报》到《与罗振玉书》的相关事件和言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西力东侵、东学寝盛的背景下，中国国学界所经历的这段心态调整、人事变迁，学术竞争与转轨的动态历史。

关键词

章太炎；罗振玉；《国粹学报》；明治汉学

1911年刊发于《学林》第一号的章太炎《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本文简称《与罗振玉书》）[1]，乃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文本。[2]该信批评了包括重野安绎（1827—1910）、林泰辅（1854—1922）、白鸟库吉（1865—1942）等在内，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几代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谓，章太炎“一一点名骂倒一切，实在是惊人之举”。[3]要考察此一批判事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明治汉学演变的实状，以及从1898年开始，三次旅迹日本与汉学界接触的过程中，章太炎本人认知和情感的变化，固然是重要的渠道。然而，《与罗振玉书》批评的矛头所向，除了明治汉学这一侧外，还包括往往被忽视的另一侧，即从阮元、戴望、俞樾、孙诒让，直至罗振玉，这连贯的一脉中国学术之跃动。[4]章太炎批评孙诒让、罗振玉，因其褒奖、追捧日本汉学，并且推动金石甲骨等以新出土文物为重心的学术潮流。这两项内容，一直潜伏在太炎于《国粹学报》发表的言论之中。《国粹学报》提供了一个窗口，可窥见触发这些批判言论的端由，从而理解在西力东侵、东学寝盛的20世纪初，中国国学界所经历的这段心态调整、人事变迁，学术竞争与转轨的动态历史。

一、批判“九能”之士与

岛田翰系列事件的发酵

在为《国粹学报》第三周年庆撰写祝辞时，章太炎明确警告推崇日本汉学的风气。他说，“部娄无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国制法自己”；“务侈而鼎九能，文昈其外者，吾疾之！[5]“九能”之士，这个太炎指向包括《公羊》学、甲骨彝器铭文的金石学研究、带有贬义的“秘密符码”，在这里出现了。“九能”本指大夫应当具备的“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6]等九种才能。太炎1909年的《与王鹤鸣书》，批评“九能之士，不可言学”，举的例子是翁同龢、潘祖荫之徒，“捃摭《公羊》以为奇觚，金石刻画，厚自光宠”。[7]《与罗振玉书》抨击罗振玉“憙与九能驰骤”[8]，所指亦是他的甲骨金石学。太炎晚年撰《汉学论》（1935年），也有类似说法。而这条思想脉络，于《祝辞》中已见芽蘖。

太炎将树立汉文化的主客、本位意识，作为国粹学的首要问题进行清理。有两个事件直接刺激了他。一是1907年4月，在东京成立了日本人主导的汉字统一会。因太炎即刻撰写了《汉字统一会之荒陋》，学界较为熟悉。另一项，则是围绕日本汉学家岛田翰（1879—1915）所发生的，中日汉学交往的系列事件。章太炎如何从中反省推崇日本汉学之风气，因人事纠葛颇缠绕，表达方式亦略隐晦，而尚未见揭露。

岛田翰被誉为“明治、大正间版本学第一人”。他1905年刊行了《古文旧书考》，介绍了五十二部日藏汉籍善本。岛田对每一部书都“穷源竟委，探究古今版本的递嬗源流、校刊优劣”[9]，震动中日汉学界。此外，1907年，在岛田翰的斡旋之下，日本岩崎财团下属的静嘉堂文库从陆树藩手中，购得以宋版元椠本庋藏丰富而著名的陆家“皕宋楼”藏书。中国知识界因之而哗然。《国粹学报》的诸种操作，正反映出岛田翰系列事件后续的激流涌荡。章太炎既感同身受、又冷眼观察中国学界对围绕岛田翰的此两事件之反应，思索中国学术自处之道。

《国粹学报》第四年第四号登载了孙诒让与章太炎的往复通信。孙诒让说：“搏桑古籍间出，近见岛田氏所刊皇侃《丧服小记疏》，信为奇册。”[10]“岛田氏”即是岛田翰，而所谓“皇侃《丧服小记疏》”就收在《古文旧书考》里。岛田翰如同“房间里的大象”显露在孙信中。但深有意味的是，太炎却仿佛视而不见，回信未有直接评论。太炎并非不知道岛田翰，只是对褒奖日本汉学的风气很不以为然。太炎的青年时代，周边知识群落颇有一些崇日的声音。如宋恕以为日本“一话一言，皆谓远出中国人上”；其主张“诡激”[11]，太炎未必特为看重。倒是老师俞樾引领推崇日本汉学的风气，会使他内心感到紧张。《与罗振玉书》批评“阮伯元、戴子高诸君，徒以一二祕籍逸在东隅，若视其国为天府”，“顷世学者不谕其意，以东国彊梁，貤美于其学术，得懱𢧵小善，辄引之为驰声誉，自孙仲容诸大儒，犹不脱是，况其稍负下者？”[12]阮元、戴望、孙诒让这条谱系中，隐去了清末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关键人物，即是俞樾。[13]俞樾1877年为竹添光鸿《栈云峡雨日记》作序，开始与明治文人交往，并接纳日本留学生。阮元、戴望、孙诒让表彰日本汉学其实并不算过分。但是，基于师生间情感的复杂羁绊，俞樾作为汉学重镇的影响力，对俞樾不忿的“移情”，容易影响太炎对阮、孙等人的评价。

阮元（1764—1849）虽然推崇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山井鼎（1690—1728）所撰《七经孟子考文》，并复刻该书，但也注意到其受“才力所限”，“惟能详纪同异，未敢决择是非”。阮元珍视海外轶书的价值，然远没到太炎所谓“视其国为天府”的程度。阮元十分清醒，“我国家文教振兴，远迈千载，七阁所储书籍，甲于汉、唐”，《七经孟子考文》“用校经疏，可供采择，至于去非从是，仍在吾徒耳”。[14]太炎谈及戴望（1837—1873），其实是暗指俞樾。戴望和俞樾是表亲，论学相得，一起阅读荻生徂徕《论语徵》，戴望《论语注》亦颇参考该书。[15]俞樾《春在堂随笔》给予《论语徵》较高评价，称其“议论通达，多可采者”。[16]太炎曾参与《春在堂全书》的刊刻工作，此事他自然很清楚。

再说到岛田翰的《古文旧书考》，孙诒让评价该书为“奇册”，并不算拔高。俞樾才是表彰《古文旧书考》的魁首，称，“略一流览，既叹其讐校之精，又叹其所见之富”；谓，“读先生书，惟有望洋向若而叹已矣，乌足赘一词”。俞樾诚挚地将曾国藩嘉许他的“真读书人”，转赠给岛田翰。[17]此外，黄绍箕为《古文旧书考》撰写了跋文，赞其“考书册之源流变迁，辨文字之异同得失，表章幽隐，申畅疑滞，皆塙有据依，绝无臆说”，感慨“使乾嘉诸老见之，当有入室操戈之叹”。此文颇代表时人对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的观感。[18]《国粹学报》后予以转载。章太炎虽略带藐视说是“懱𢧵小善”，但至少在他心目中，如岛田翰这样的著作确属“善”的好作品。只是，他以为俞樾、黄绍箕的表彰过于夸大，连孙诒让都脱离不了这般风气。

二、调适“自心”与“外物”

中国知识人如何面对“皕宋楼”藏书东渡事件，其实反映出国势衰颓下，屡经珍宝外流、物事变迁的某种集体心态。

1907年，岛田翰刊行了《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他谈及当年黎庶昌、杨守敬于日本“购求古本，一时为之都市一空”；如今“数穷必复”，陆氏藏书东渡意味着“今之所获，倍蓰于昔日所失也；然则此举也，虽曰于国有光可矣”。[19]此处点出了近代中日两国在汉籍收藏上，彼之骄畅，即我之郁结的相对立场。岛田翰请董康（1867—1947，字授经）撰写识语。董康一语道出中国知识人的痛心疾首：“陆氏《藏书志》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太息者累月。”[20]董康又请王式通（1864—1931，字书衡）题长诗置于岛田《源流考》之前。《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就由王式通的《题词》、岛田翰的《源流考》以及董康的《识语》这三篇文献组成。

《国粹学报》第四年第六、七号介绍了《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面对故物的流失，在伤痛之余，努力调适“自心”与“外物”的关系，通过坚信自心的实在、整全与圆满，来应对一切外在物事的快速变迁流转，其实是不少知识人的选择。只是，《国粹学报》特为扩散了丧失国粹后的伤痛与酸楚，却并不宣扬他们对物之得失的某种释然意味。王式通《题词》原本包括十二首七绝，《国粹学报》只录了其中的十首。从失录的第三第四这两首的内容，就颇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两首诗是：

丁董罗陈嗜好偏，书亡同损一宵眠。重思献县违心语，泡影山河祇偶然。

翁潘大雅今销歇，江费风流并寂寥。坐使静嘉腾宝气，人生快事让君骄。[21]

在第一首诗下，王式通又有自注。他引用了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人）《阅微草堂笔记》的两则记载，来说明读书人的复杂情绪。就“赵清常殁，子孙鬻其遗书，武康山中，白昼鬼哭”的传闻，纪昀与董元度（1712—1787）谈话。纪昀认为这样的见解不能认清世间聚散无常的真相，是不通达的表现。自己死后，若图书器玩散落，而被鉴赏家把玩，实乃佳话。在董元度看来，纪昀谓“大地山河，佛氏尚以为泡影”，固然是知晓外物乃是自我意识中的幻象，从而到达了不执着于物的内心修养。然而，纪昀仍旧会为后代鉴赏家“此纪晓岚故物”的说法感到欢喜，说明他“名心尚在”，还没有破除对自我的执着。人与物只有偶逢的关系，而没有根本的拥有关系。不单是外物，就连我身也如云烟过眼。另一记载，则是纪昀见到四页北宋椠《公羊传》被作为残纸包裹售卖的玉佩，惆怅久之，说明他终究做不到所标榜的那般达观。[22]面对故物的流失，佛教视山河如泡影的智慧通达和人情禁不住痛苦流涕的悲伤，两相交织，正是浸淫在三教文化中的中国知识人最真实的心情。

王式通引用纪昀典故，也是要回应岛田翰。岛田说，“夫物聚于所好，聚散之速，莫书卷甚焉。苟子孙之不悦学，举先世之缩衣节食所购置者，以致荡为荒烟野草”。[23]不太在意物之旋聚旋散，或许真是岛田翰对待书籍流散的态度。他多次盗窃、转卖古籍、以书谋利；1915年更因参与盗卖金泽文库的古籍文物事发，而畏罪开枪自毙。然而，《源流考》文末称，静嘉堂文库购得皕宋楼藏书乃是“于国有光”，岛田也并非如他所言的那么洒脱。书籍归属，在特殊的时代，仍旧牵动中日各自的民族情感。中国知识人当然明了佛教智慧所言“泡影山河”、物之旋聚旋散，但从情感上却难禁伤怀。

《国粹学报》在王式通题诗后，紧接着登载了李详的《题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诗二》共六首七绝。李诗曰：“武康后有苕溪哭，谁为灵均下此招”；“孤本中原轻弃掷，一时酸楚望瀛洲”。[24]他同样运用了《阅微草堂笔记》的典故，但只显露招魂伤怀的酸楚，而没有纪昀佛教意识所示的达观面相。《国粹学报》又删除了王式通题诗的关键两首，兀自彰显出中国知识界面对皕宋楼藏书的东渡，那痛哭流涕的悲伤，以召唤爱国之情。

在佛风大盛的清末知识界，王式通的题诗应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章太炎1903-1906年囚系上海，研读佛典，学问渐次“转俗成真”。在“此心为必有，而宇宙为非有；所谓宇宙，即是心之碍相”[25]的观念主导下，固然不必介怀皕宋楼藏书之聚散，然而，因古籍之聚散所牵动的感时忧国之伤情，却作为内心体验的一部分，愈加沉重。面对皕宋楼藏书东渡事件，既然束手无策，那么基于以“外物”为幻象，专注“自心”建设的思路，以不反应为反应，倒是太炎顺理成章的表现。“依自不依他”[26]，不仅是太炎革命时期基本的伦理和学术立场，也反映了特殊时代下中国知识人的某些共同心态。过于在意自心的完整与坚实，虽然有助于心理上建设防御的堡垒，风雨飘摇中维系“故闻”，但毋庸讳言，也易造成对新物事的怀疑及接受的迟滞。因为，人们接纳新事物，总还是需要先从自心打开一定的缺口，从而为新意识的挹注预留空间。太炎因而也对孙诒让、罗振玉及大量日本汉学家参与其中，因“古物”的重现而如火如荼展开的新学术——如甲骨学、如敦煌学，兴趣寥寥，甚至疑虑重重。

《国粹学报》主编邓实视野广阔、拥有涵容心态，他先抓住太炎与孙诒让的矛盾，后又展示太炎与罗振玉的分歧，将杂志运作、经营得更加风生水起。

在回复孙诒让的信中，太炎表示，有别于时兴的金石甲骨之学，自己决心“不惑时论”，坚守传统的音韵训诂之学及传世文献。他将之诩为“内省素心”——意即“依自”、依靠自心的选择。[27]有意思的是，《国粹学报》同期登载了孙诒让的《古籀拾遗自叙》。孙诒让将金石学与文字训诂之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制器为铭，九能之选；词谊玮奥，同符经艺”。[28]这就和此前章太炎“务侈而鼎九能，文昈其外者，吾疾之”，形成鲜明对立。

《国粹学报》第四年第七号又并列登载了章太炎的《俞先生传》和《孙诒让传》。太炎或有意将对一方的批评寓于对另一方的表彰之中，表达对俞樾过分推崇日本汉学，对孙诒让从事金石甲骨之学的不满。

《俞先生传》写俞樾，“以笔札泛爱人”、“杂流亦时时至门下”[29]，就包涵岛田翰事件对于太炎的情感刺激。《孙诒让传》为塑造孙诒让“三百年绝等双”的形象，落笔几乎是有褒无贬。章太炎也承认了孙诒让辨析彝器铭文的成就，谓其“所定文字，皆隐括就绳墨，古文由是大明”[30]。然而，在《俞先生传》中，太炎借俞樾治小学专注传世文献、不屑彝器铭文，也在相对化孙诒让的工作。他说，“（俞先生）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曰：欧阳修作《集古录》，金石始萌芽，搉略可采，其后多巫史诳豫为之”；太炎认为，“辨形体识通假借”的碑铭，时间上限应划定在秦汉时期[31]；换言之，商周彝器上的铭文，也包括甲骨文，是不可信的。这和他后来《理惑论》认为，出土的龟甲文乃“欺世豫贾之徒”作伪而成，观点一致。1911年，章太炎在致钱玄同的私信中说，“来书谓小学失之穿凿，无迎拘滞，此在今日，诚为对症发药；高者如孙中容之伦，已不免摭拾铜器，擅改形声”。[32]这说明，《孙诒让传》有为尊者讳的成分，《俞先生传》所述俞樾对彝器铭文的态度才是太炎自己的真实态度。

三、“古物”与“故闻”之学的两途

20世纪初，随着在中亚及中国西域地区探险和文物发掘工作的推进，西方19世纪以中东、近东为主流的东方学研究逐渐开始转向。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上，英人斯坦因（Mark Stein, 1862—1943）报告了自己在和阗一带的探险成绩，引起震动，拉开了欧洲各国争相进行中亚探险的帷幕。《国粹学报》一方面关注彼时西方的东方学进展，以及殖民者在中国盗取文物的情况，呼吁“保存古物，不使流之异国”[33]；另一方面，它大量登载有关金石学、古器物的相关研究，鼓励中国学者在新出世文物方面作出学术贡献。如从第五年第一号（1909年2月10日）到第十三号，除去第十、十二号未载外，该报连续刊登了罗振玉的《俑庐日札》。他讨论了铭器上著的箴戒，广涉古钱币、器具、古碑、摩崖石刻、画像石、画像砖诸学。太炎也陆续发表《六诗说》《小疋大疋说》《原经》《原儒》《原名》等作。《国粹学报》研治“国粹学”，出现了以罗振玉为代表涉足新出土文物的“古物”之学，与以章太炎为代表着重传世文献的“故闻”之学两种倾向，形成包含某种竞争意味的学术场域。

罗振玉无论1896-1898年间在上海创办农学社、东文学社，还是1909年担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后，赴日本调查农学，他始终与日本汉学的新进展保持同调。他还先后结交了藤田丰八、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岛田翰等学者，并认识到，“欧美人之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34]，谁先拥有这批宝藏，谁就占据学术先机。但如此积极进取的对外交接，却令太炎一派疑其“钩援岛客，趣以干誉”。[35]再加上罗振玉所依靠、所结交的政治人物端方、恩铭，是革命党的大敌。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抓获处死、炒食心肝；秋瑾亦因此事而被捕就义。徐、秋之逝构成革命过程中真正的流血与创伤经验。《民报》第十七号上，章太炎撰写《祭徐锡麟陈伯平秋瑾文》、《秋瑾集序》，祭奠烈士。此后，他念兹在兹，又撰写《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山阴徐君歌》。政治、学术纠葛起来的诸多不满，促使章太炎需要再次申明自己的学术立场，批评时下学风。

太炎的批判意见主要集中在第五年第十号的《致〈国粹学报〉社》，以及第六年第一号的《与王鹤鸣书》。太炎表示，“学问以语言为本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已经编成的《国故论衡》，命义即是如此。除了“以文掩质，其失则巫”的今文学外，太炎还批评另一种汉学倾向——虽然“文可质验”，没有什么不实之言，但毛病在“短拙”。换言之，失于琐碎，只能就事论事，没法建立理解宇宙人生的义理框架。[36]《与王鹤鸣书》又明确将“不可言学”的“九能之士”，界定为“求六艺者，究其一端……泛博以为用”，其中就包括“金石刻画，厚自光宠”者。[37]且1910年3月，在致钱玄同的私信中，太炎评价高保康虽然“素精金石”，但“小学经训亦能博览，非罗振玉之伦也”。[38]结合这些材料，所谓病在“短拙”、不能明了历代学术统系的汉学学风，指向罗振玉及《国粹学报》上的金石学方向是没有疑义的。

此外，罗振玉的官学背景也令太炎警惕。他提醒《国粹学报》，要“光大国学之原”，“肉食者不可望，文科、经科之设，恐祇为具文”[39]。由于京师大学堂刚刚成立了七个分科大学，“肉食者”就有了具体的对象。《与王鹤鸣书》认为学校为朝廷所设，会成为“利禄之途，使人苟媮”，阻碍学术发展。[40]1910年7月15日，《申报》登载了农科教习日本人橘仪一氏揭露京师大学堂怪相的文章，包括“诸生之心脑中皆存一做官思想”，“最可笑者，我科主任为最有名之金石家罗振玉。以金石家而充农科监督，此真中国之特色”。[41]这些话，都像章太炎判断的旁证。后来《与罗振玉书》从批判官学荒谬的角度，讥讽罗振玉，作为农科大学监督却“憙与九能驰骤”、混在金石学家行列，难辞失职之究。逻辑正可溯自《与王鹤鸣书》。

《国粹学报》第五年最后一期发布了《国粹学报明年之特色》，几乎句句都在回应章太炎的关切。其中说到，“保存古物，不遗故闻……未敢或渝”[42]。此言承认了《国粹学报》业已存在重点放在新发现之“古物”的研究，与偏于诠释传世文献的“故闻”之研究，两种方向的分歧。“不遗”云云，从语气上来讲，还颇有安抚“故闻”派的味道。《第六年国粹学报更定例目》则信誓旦旦对杂志进行门类调整。“小学不入经篇，而入文篇（积字成句，积句成文），金石不入史学，而入美术篇（金石在美术类雕刻中）”，[43]希望能同时照顾到章太炎和罗振玉两种学术走向的重要关切。

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早申明“小学者，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44]。此举也成为近代为“语言文字之学”进行学科命名的划时代事件。《国粹学报》“小学不入经篇”，属于因应小学学科独立的举措，将之编入文篇，也显然是认可章太炎《文学论略》以文字研论文学的界说。太炎《国故论衡》之“故”，其意同《国粹学报》的“故闻”相当，强调在时空中绵延不绝，古今阐释系统不断叠加更新的中国文化。

《国粹学报》“金石不入史学，而入美术篇”，正是金石学渐从经史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拥有独立学科属性的表现。[45]罗振玉后意识到，随着门类剧增、研究方向已超越文字考订，“金石学”的名称也需要被改造。他最属意的，是“古器物学”，这一“创于宋人”、又在“古器日出”[46]的当下颇具时代感的概念。但应该看到，欧洲东方学的重心逐渐移至中亚及我国西域，《国粹学报》倡导保存、研究“古物”，也是呼之欲出的“古器物学”，不可或缺的生长空间。

四、章太炎与罗振玉的分飞

1909至1910年，是罗振玉学术生命的关键年份。1909年，他在北京访问了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并第一次见到敦煌卷轴。他随即撰写《鸣沙山石室秘录》，编辑《敦煌石室遗书》，刊于《国粹学报》。邓实当即就意识到罗振玉等人学术工作的重大意义，称其“使神州故物，复存人间；海外归来，衣冠重睹，宏我汉京”。[47]罗振玉还密切关注各国学界对中国西域和北疆的研究，心知伴随新文献的出土，已经出现一种中、西、日学者共同参与其中的学术潮流。[48]1901年，罗振玉就从刘鹗那里看到了王懿荣发现的龟甲兽骨，但却“频年南朔奔走，未遑有作”。[49]直到1909年，收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林泰辅《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见之龟甲牛骨》一文[50]，才促使他正式展开甲骨文研究。罗振玉肯定林泰辅“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的判断，并进一步探究甲骨文发见地，“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罗氏“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51]，并撰写《殷商贞卜文字考》。同时，他还寄了一封信给林泰辅，此信成为章太炎《与罗振玉书》的直接导火线。

1910年6月7日，章太炎正式出版了扛鼎之作《国故论衡》。他特意略提前在《国粹学报》第六年第四号上登载《原学》篇，以与当时学风进行对话。该篇保留了一些脱胎于《訄书》重订本（1904年）《原学》篇的痕迹，却呈现出稍不同的主旨。《訄书》重订本《原学》篇认为，近代九隅通达、学术会同，大众政治文化兴起，使得观察学术时“地齐”、“材性”的重要性下降，“政俗”成为关键指标。[52]刊于《国粹学报》的《原学》篇则在西力东侵的大背景下比较“仪刑他国”与“因仍旧贯”两种学术方向，强调中国要“因仍旧贯”、有所自得。“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的旨归下，由于传统地理环境、政俗差异而导致的学术分殊，似乎仍具有某种根本性的规范意义。此外，该篇批评，“游食交会，学术之帷盖也，外足以饰，内足以蔽人，使后生俇俇无所择。以是旁求显学，期于四裔”。[53]此言颇影射与日、西诸多学人交往的罗振玉。

章太炎坚信，研究古文字，“宜取《说文》独体，观其会通，摄以音训”，而不应依赖商人“作伪”的出土器物。[54]他和罗振玉在学术判断和取径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国故论衡》的出版愈加坚固了他的自信，并且，围绕“国学”的出版业也有利可图。种种缘由，致使章太炎不再满足于以《国粹学报》为阵地，和罗振玉共分“国学”的半壁江山了。创刊《学林》的计划，便起意于1910年。并且，由于《学林》风格与《国粹学报》近似，太炎“恐《国粹报》钞录原文，则销数绌而刻资空”，还让邓实不要“妄登”《学林》上的文章。[55]

《学林缘起》抨击在学术消歇之时乘势而起，“代匮以居上第”“钩援岛客”的款识声律之士，不能通达“凡要”，浮而碎，使人惑且厌。文章也再次出现了“九能”，这个太炎负面指涉金石学的符码。[56]一并刊发于《学林》第一号的《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内容与《学林缘起》相呼应，也同样显示章太炎将罗振玉视作争夺“国学”方向及话语权的对手。《与罗振玉书》明面上对罗振玉的主要不满，是他对林泰辅“奖藉泰甚，诚俇俇若有忘”，甚至“妄自鄙薄”的姿态。[57]那么，罗振玉面对林泰辅，真的惶遽、自鄙吗？罗信开篇称，接林信“拜读一通，深佩赡核”，有客套在；谓，“觉往者率尔操柧，见嗤都雅，愧赧无似”，确乎有一些谦逊过甚。之后，罗信纠正了林泰辅将甲骨文的出土地定为汤阴的错误判断；并且，罗“又于龟甲文字中，得商代帝王庙讳十有五”，比林泰辅研究更加深入。他还明确告知林氏，《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一“瞭然判决”林氏文章的“疑窦”。[58]这哪里有惶遽、自卑？满满透显的是对自家学问的自信。前文的客套谦逊，反倒有欲抑先扬的意思。

章太炎当然也会读懂这层意思。罗振玉致林泰辅信，更多是他借题发挥的由头。他要批判的，是近代以来褒奖日本汉学的风气，且担忧“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学在四夷；差之顷武，而行迷以卒世，则旧法自此斁”。[59]而从《国粹学报》到《学林》，学术竞争过程中从政治与学术都划清界限、以守护国学门户的迫切诉求，同样是鼓动太炎慷慨以行，笔伐对手的关键推手。

事实上，1910年秋冬，罗振玉也在筹谋自起炉灶，创办新的国学类杂志《国学丛刊》。沈曾植提醒他，“且不可与《国粹学报》复重”。[60]这句话，从侧面说明，《国学丛刊》有某种取代《国粹学报》的雄心。《国学丛刊》于1911年春开始刊出。罗振玉、王国维各撰写了一篇序言。两文的辩解味道都很重，虽非句句针对章太炎，但是如同一对组合拳。它们要集中回应的，正是《国故论衡》国故沦胥的悲情设置以及章太炎对彝器铭文及古物之学的诸般质疑。

罗振玉针对太炎的屡次攻击，反驳称，重视新出土文献和海内外学者交际，恰是稽古之学今易于古的关键。加上“继事者易为，后来者居上”，古学再昌，前景光明。焦虑者，纯属“杞人之忧”。[61]王国维则通过把“学”的定义推至“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至高无上的普遍境界，以阻碍追求真知为名，来抵挡一切异议。其中，学无中西，乃是王国维主动出击，驳斥太炎《原学》的界域划分。但其实王、章两人要讲的问题并不同。王国维是在知识具公共普遍性、情感具互通性上立言。太炎则认为涉及人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言文历史之学，可以用国别界分，并且在文化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需要保护。学无有用无用，则属于王国维代罗振玉出马，驳斥太炎一直以来视彝器铭文之学琐碎、浮泛。王国维辨析了“曲”与“全”，宇宙人生的“真相”与某一“现象”间的逻辑关系，指出哪怕是再迂远繁琐的学问，都拥有价值。[62]罗、王两篇序言达到了左右开弓、里应外合抗衡章太炎的效果。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1月11日章太炎结束在日本五年多的流亡生活，由神户乘轮回国；罗振玉、王国维则于11月抵达神户，此后以清遗老身份避居京都达五年。《学林》、《国学丛刊》各自出版了两期和三期后，即因此停刊。转年《国粹学报》停刊。

五、结语

20世纪初，海外特别是明治汉学的波澜与中国国学界的跃动，事件层层叠叠，表现出互相倚依、内外牵扯的二重奏样态。本文循着《与罗振玉书》提供的线索，将相关讨论回溯至《国粹学报》，来展现1905—1911这一时期围绕和明治汉学的相关议题，国内学界的情感心态、学术纷争。中国国学界内部的演变，暗潮激荡，作为另一侧的潜流，助推了章太炎的明治汉学批判。真正看重的人、对准的目标，却难以宣之于口。阮元、戴望、孙诒让，这些被批评的对象，有受人牵累之嫌。清末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关键人物俞樾，才是章太炎隐去其名却最为在意的推崇日本汉学者。俞樾极欣赏的明治汉学家岛田翰，亦才是太炎笔下贬为“小善”，内心实则紧张的人物。岛田翰斡旋其间，促成日本静嘉堂收购了皕宋楼藏书。在伤痛之余，不少知识人通过坚信自心的实在圆满来应对外在事物的变迁流转。章太炎革命时期“依自不依他”的伦理和学术立场，即产生于同样的历史和文化环境。

太炎怀疑商周彝器铭文的真实性，视金石学为汉学末流，其不满的对象就包括以金文说字的孙诒让。彼时欧洲东方学的重心逐渐转移至中亚及我国西域地区，东西洋殖民者在中国大肆盗取文物。1909-1910年罗振玉通过伯希和初识敦煌文献，在林泰辅刺激下正式研究殷墟甲骨文。《国粹学报》的国粹学，出现罗振玉、章太炎分别代表的“古物”与“故闻”之学的两途。章太炎《国故论衡》结集完毕。“国故”之“故”，强调时空中绵延不绝，阐释系统叠加更新的中国文化，就从与“古物”相对话的“故闻”概念而来。而嗣后罗振玉突破金石学的藩篱，创设“古器物学”，亦有《国粹学报》的这一段因缘。《学林》与《国学丛刊》的分别创刊，标志着章太炎和罗振玉各自另起炉灶。两份杂志创刊号隔空论争，章、罗皆视对方为争夺“国学”方向及话语权的主要对手。刊发于《学林》创刊号的《与罗振玉书》，虽大量篇幅在抨击明治汉学，实则亦体现中国国学内部演进的潜流。

历史过程的还原，往往能冲破对某些人物或观念的僵化印象。章太炎向被视为殊分远西，强调中国文化的特异性。但他早年的《原学》其实深明九隅通达后的学术会同，“因仍旧贯”的论述属于受到东西帝国主义欺凌而启动民族文化的防御机制，其本质也并非故步自封。王国维的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虽然是站在学问最普遍的层面立言，但其发声之初，有替罗振玉的古器物之学辩护，启动对国学未来乐观认知的因由。随着辛亥后王国维参与日深，以新材料解决新问题的“罗王之学”魅力难挡。王国维融汇章罗、达观新旧，穿梭“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63]的二重证据法，更预得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在汇通成为主潮的趋势下，来回顾这段分立的时期，别见出前人求索过程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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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注释

[1]根据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3页），一般都认为《学林》出版于1910年。但事实上，1911年5月2日太炎《与钱玄同》信（《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7页）等材料可证，1911年6月为《学林》第一号的正式出版时间。

[2]比如，岸本美绪主编《“帝国”日本の学知·東洋学の磁場》（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版）一书，附录部分是安藤润一郎所编《文献解题·研究机关等绍介》，其中“东洋史关联文献解题”还专门对章炳麟《与罗振玉书》进行解题（第5页）。

[3]内藤湖南：《支那學問の近狀》（1911年），《內藤湖南全集》第六卷，東京：筑摩书房1972年版，第50页。

[4]就《与罗振玉书》涉及到的章太炎批判明治汉学的问题，如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高野雪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庆《日本汉学史——第1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进行过研讨。章太炎三次旅迹日本与明治汉学界接触的大量事实，太炎认知与情感变化的轨迹都还有待掘发。笔者另有别文讨论，这里不赘述。神田喜一郎（第66页）、严绍璗（第173页）都指出，痛击罗振玉，才是这封信的用意。本文认为，不止罗振玉，以俞樾、孙诒让、罗振玉为代表的一脉中国学界的动向都是太炎的批评对象，需要从《国粹学报》出发，进行整体理解。

[5]章炳麟：《〈国粹学报〉祝辞》，《国粹学报》第四年第一号，1908年2月21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九册，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4445—4446页。

[6]《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7]章绛：《与王鹤鸣书》，《国粹学报》第六年第一号，《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三册，第7532页。

[8]章绛：《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1911），《学林》第一册，“杂文录”，第86页。

[9]杜泽逊、王晓娟：《整理说明》，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关于岛田翰的生平及成就，参阅钱婉约《岛田翰生平学术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秋之卷，第197—206页。

[10] 孙诒让：《孙仲容与某君书》，《国粹学报》第四年第四号，1908年5月19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册，第5727页。

[11]章太炎：《与钱玄同》（1910年3月30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第177页。

[12]章绛：《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1911），《学林》第1册，“杂文录”，第85页。

[13] 关于俞樾与日本的关系，参阅王宝平《清代中日学術交流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版。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页。

[15]关于俞樾与戴望，可参阅罗雄飞《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6]俞樾：《春在堂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7]俞樾：《序》，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第1页。

[18]黄绍箕：《跋古文旧书考》，《国粹学报》第五年第四号，1909年5月9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一册，第6579-6580页。

[19]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1907年），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第396页。该文亦刊《国粹学报》第四年第七号，1908年8月16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册，第5759页。

[20]董康：《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1907年），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第397页。该文亦刊《国粹学报》第四年第七号，“撰录”栏，引文参阅《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册，第5760页。

[21] 参阅王式通《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词》，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第381—383页。该题词刊落第三、四首后载于《国粹学报》第四年第六号，1908年7月18日，参阅《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册，第5586—5589页。

[2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106、287页。

[23]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1907年），《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册，第5749页。

[24]李审言：《题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诗二》，《国粹学报》第四年第六号，《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册，第5589页。

[25]太炎：《建立宗教论》，《民报》第九号，1906年11月15日，第19页。

[26]太炎：《答铁铮》，《民报》第十四号，1907年6月8日，第113页。

[27]《某君复孙仲容书》，《国粹学报》第四年第四号，《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册，第5728、5729页。

[28]孙（贻）﹝诒﹞让：《古籀拾遗自叙》，《国粹学报》第四年第四号，《国粹学报》影印本第九册，第4989页。

[29]章绛：《俞先生传》，《国粹学报》第四年第七号，《国粹学报》影印本第九册，第4542页。

[30]章绛：《孙诒让传》，《国粹学报》第四年第七号，《国粹学报》影印本第九册，第4545页。

[31]章绛：《俞先生传》，《国粹学报》影印本第九册，第4542页。

[32]章太炎：《与钱玄同》（1911年5月2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第206页。

[33]《金石保存一》，载《国粹学报》第五年第三号，1909年4月10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二册，第7113页。

[34] 罗振玉：《俑庐日札》（续），《国粹学报》第五年第五号，1909年6月7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二册，第6971-6972页。

[35]《学林缘起》，《学林》第一册，1911年6月，第1页。

[36]章绛：《致〈国粹学报〉社》，《国粹学报》第五年第十号，1909年11月2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二册，第7490页。

[37]章绛：《与王鹤鸣书》，《国粹学报》第六年第一号，1910年3月1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三册，第7532页。

[38]章太炎：《与钱玄同》（1910年3月30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第176页。

[39] 章绛：《致〈国粹学报〉社》，《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二册，第7490页。

[40]章绛：《与王鹤鸣书》，《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三册，第7534页。

[41]《日教习之北京大学观》，载《东京通信》，《申报》1910年7月15日，第5版。

[42]《国粹学报明年之特色》，《国粹学报》第五年第十三号，1910年1月30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二册，第7496页。

[43]《第六年国粹学报更定例目》，《国粹学报》第六年第一号，1910年3月1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三册，第7530页。

[44] 章绛：《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十二号。《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六册，第2503—2504页。

[45]关于清代金石学演变的情况，参阅潘静如：《论清代金石学的流变——兼议汉学家布朗的本土“现代性”之说》，《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3期。

[46]罗振玉：《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

[47]邓实：《〈敦煌石室遗书〉序》，《国粹学报》第六年第二号，1910年3月30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四册，第8985页。

[48]罗振玉：《流沙访古记序》，载《敦煌石室遗书》（续），《国粹学报》第六年第三号，1910年4月29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四册，第9000页。

[49]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50]林泰輔：《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見の龜甲牛骨に就て》（1909），《支那上代之研究》，东京：光风馆书店1927年版。关于林泰辅的汉学研究，参阅町田三郎著；连清吉译：《林泰辅与日本汉学》，《明治的汉学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版。

[51]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序》，《国粹学报》第六年第七号，1910年8月24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四册，第9031页。

[52]章太炎：《原学》，《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2页。

[53] 章氏学：《原学》，《国粹学报》第六年第四号，1910年5月28日。《国粹学报》影印本第十三册，第7563—7566页。

[54]章太炎：《理惑论》，《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3页。

[55]章太炎：《与钱玄同》（1911年8月30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第209页。

[56]《学林缘起》，《学林》第一册，1911年6月，第1页。

[57] 章绛：《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学林》第一册，“杂文录”，第85、86页。

[58]《北京大學々長羅振玉氏より殷代遺物新發掘に就ての通信》，《漢學》第一编第二号，1910年6月5日，第110页。

[59] 章绛：《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学林》第一册，“杂文录”，第86页。

[60] 沈曾植：《与罗振玉书》（1911年1月9日），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3页。

[61] 罗振玉：《〈国学丛刊〉序》（1911年），《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第184—185页。

[62]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年2月），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2009年版，第129、132页。

[63]王国维：《殷墟文字类编序》（1923年），《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第208页。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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